为学先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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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越有名，科学家可能越爱走捷径，甚至编造数据，以便自己的论文能够发表。 　　看上去FerricFang和ArturoCasadevall似乎没有什么交集。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几乎不通电话。 　　Fang在美国洛杉矶长大，曾就读于哈佛大学。而Casadevall11岁离开古巴到达美国，在纽约与家人重聚后再也没有离开那里。“我以前从没想过从事与科学有关的职业，我不知道作研究也能得到报酬。”Casadevall说。 　　尽管彼此存在不同，但他们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领域不断成长，逐渐拥有了大实验室、终身职位以及各种各样的荣誉。Fang任职于华盛顿大学，Casadevall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他们认识但并不熟悉，偶尔会碰面，仅此而已。 　　直到5年前，命运使他们有了交集。那时，Fang和Casadevall决定重新体验那些最初将他们带入科学领域的东西：追逐、超越自己的兴奋之情。他们质疑：我们正在用最好的方式作研究吗？如果没有，我们能竭尽所能改变什么？ 　　最佳拍档 　　“实际上，99%的科学家正被恐惧所驱动。”Fang说。一个清晨，他坐在费城的一间咖啡馆里，听着音乐。这里距离宾夕法尼亚大学数步之遥，而Fang刚刚在这所大学作了一场有关一氧化氮和细菌的报告。 　　像往常一样，他遇到的那些同行更喜欢谈论研究之外的事情：获得下一笔拨款和发表另一篇文章带来的压力、科研不良行为的高比例等。而这些，Fang关注已久。 　　2008年，Fang和Casadevall聚到了一起。当时，Fang是美国微生物学会（ASM）旗下刊物《感染与免疫》的总编辑，Casadevall也是那里的编辑之一。“我要写一些社论，于是向编辑们询问关于科学现状的意见。而Arturo在这方面做得很好。”Fang回忆道。 　　这两个人发现彼此“志同道合”。2009年初，他们发表了名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同行评议改革——我们需要的是改变，还是猪擦口红》的评论（编者注：“猪擦口红”形容无论怎样装扮，甚至涂上口红，猪还是猪）。他们发现科学家依靠津贴支付工资，并质疑NIH提出的同行评议改革是否能带来很大不同。 　　“我们的文章获得不错的反响，本来很少有人给杂志写信，但是他们很愿意给我们写信。”Fang提到。 　　“我们的看法一致，不过Arturo是个诗人。”Fang说，Casadevall负责修饰语言，而Fang负责计算数据。这对“最佳拍档”一直用文章反思着同行评议、基础科研以及科学如何表达等问题。直到一天晚上，Fang收到一封邮件。 　　这封来自日本琉球大学的邮件写道：“我们写这封邮件是希望告知你，以下发表在《感染与免疫》的文稿重复使用了其他文稿中的数据。”当时的Fang还不知道，这所大学审查了滤过性病原体学家NaokiMori发表在《感染与免疫》上的论文，发现其多篇论文存在内容重复等学术不端行为。ASM相关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后来，Mori同意撤销这些论文。 　　这件事对Fang的触动很深。之前，Fang一直在“科学能自我更正”的假设下进行工作。这之后，他忽然意识到：“很多科学研究可能是错误的。” 　　问题所在 　　Casadevall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古巴移民经历的影响。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曾在古巴被监禁，而在美国则没有资格从事律师职业。于是，父亲鼓励Casadevall投身于一份没有国界的职业。 　　和Fang一样，Casadevall带着全部的理想投入科学工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对科学家不情愿学习如何展示自己的成绩而感到困惑。而且Casadevall意识到很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并没有答案：奖励对普世科学有利还是有弊？最理想的实验室规模是怎样的？学术不端行为有多普遍？ 　　Casadevall和Fang决定先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他们偶然发现有丰富的数据可以帮助他们，这些数据来源于科学文献，包括数十年来备受瞩目的论文和被撤销的论文。 　　二人首先从期刊影响因子和文章撤销比例入手开始调查。他们推测，期刊越有名，科学家可能越爱走捷径，甚至编造数据，以便自己的论文能够在这里发表。 　　通过索引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asadevall和Fang发现撤销论文数与期刊影响因子间存在极大相关性。当然，他们并不是最先发现这种相关性的人，但是，他们的文章引起了轰动：“撤销指数”被全世界的媒体广泛报道。 　　他们下一个目标更具野心，这个二人组希望能量化学术不端行为。他们还参照了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ORI）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报告。他们发现，67%的撤销论文存在包括欺骗和剽窃在内的学术不端问题。两人的相关调查报告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虽然，论文撤销并不多见，大约每1万篇论文中有一篇，但是，“即便只有一篇论文存在欺骗，也会对科学信誉产生极大危害”。Fang说。 　　诱导因子 　　Fang和Casadevall也致力于追寻学术不端行为背后的原因。 　　《科学》杂志报道称，他们发现体制存在缺陷。例如，只有作为第一作者把论文发表在知名期刊后，教师申请人才有机会接受相关面试。“你获得了一个发现，但是所有的关注点却不是这个发现，而是你打算把它发表在哪里。”Casadevall叹息道。 　　另一个潜在问题是经费。Fang的父亲——上世纪60年代的一位临床科学家——曾告诉他，科学的挑战只是科学本身。“而现在，科学竞争的方式变化很大，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学生或是博士后，他们会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得到钱。”Fang说。 　　“最高产的科学家也在为钱担忧，因为他们要填饱很多人的肚子。”Fang提到。实际上，数年前，这种困扰就常伴Fang——他的研究资金情况不容乐观，实验室里半打人面临失业风险。“一切都是钱！你如何保证获得经费？”Fang反问道，而答案又回到了发表论文上。 　　另外Fang和Casadevall还在思考骗子跟其他人的本质不同点在哪里。他们最终认为，一个有毒的环境会鼓励不端行为。 　　最近，Fang、Casadevall和罗格斯大学微生物学家JoanBennett在mBio杂志上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报告。他们分析了ORI的报告，评估学术不端行为是否在男性科学家中更为普遍。结果显示，在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大学教学人员中，有88%的人是男性，换句话说，在72个犯错的人中，只有9人是女性。而在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女性研究人员中，有1/3的人被视为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女性代表人物——发生在该领域的学术不端行为数量占据了ORI案例的绝大部分。 　　解决之道 　　去年年底，Casadevall曾去密歇根、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智利旅行，无论在哪里，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对于学术不端的调查结果，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学家，感到无力，而年老的科学家则感到担忧，Casadevall提到。“我想我们需要尽力让科学变得更好。”Fang说。 　　Casadevall支持进行更广泛的科学教育，而非极度专业化的培训。一个热情的历史读者会发现，19世纪及以前，诸如牛顿、莱布尼茨等伟大的科学家，首先是哲学家，其次才是科学家。同时，他也对现在的一些同行评议感到失望，认为这会产生对数据的无止境需求，而非真正提高文章质量。 　　二人组知道自己无法想出所有问题的答案。不过，他们的目标是带动广泛的讨论，促使其他人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改变诱因。”佐治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家PaulaStephan说，她的书《经济如何塑造科学》讨论了科学家和研究机构角逐资源和奖励的方式。“历史证明，许多批评来自科学界之外的人。”Stephan提到。 　　现在，Casadevall和Fang开始改变方向，远离学术不端这个议题，转而研究其他可能更困难的议题。无论如何，“我认为Ferric和我要做的事可能是我生命中能做的最重要的事。”Casadevall说。他们将继续建造科学大厦，而眼下，他们希望先修整这座大厦现有的基础。（记者唐凤） 　　《中国科学报》(2013-01-31第3版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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