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需求制约与总供给改善

总需求制约与总供给改善

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持续“高增长奇迹”之后，目前我国经济似乎呈现出与以往经济周期不尽相同的特征。除了对短期经济波动的关注外，各界已越来越多地担忧深层次及中长期问题，而这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也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的短期增长。从国际层面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这一轮危机或许并不是简单的短期“外部冲击”，其调整很可能是长期而深刻的。从我国实际来看，长期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刘易斯拐点临近，潜在经济增速可能下滑，再加之房价上涨压力的显现，以及资本流动的高度不确定性等。上述问题错综复杂且相互交织，这显然并非是以往传统“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所能彻底解决的。面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困局，我们应厘清思路，首先需要从宏观经济学理念和框架上进行剖析，并结合国情进行探索甚至创新，方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当前困局：总需求调整所受制约增加　　传统凯恩斯主义认为，应通过政策手段不断刺激总需求，弥补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然而，现实中这种政策思路也遇到一些新的挑战。例如，目前国际上主要发达经济体就面临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超常规数量宽松政策成效不明显等问题。对于我国而言，同样也面临着总需求调整方面的困惑，其空间逐步收窄且边际成本增加，甚至有人开始怀疑过去的发展模式是否已到尽头。　　与消费和投资相比，净出口需求(特别是出口)显然是外生性更强的变量。我国出口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周期相关性十分显著，很难与世界经济“脱钩”。目前一个共识性判断是，受到此轮金融危机影响，危机前那种全球失衡情形下的“大缓和”难以为继，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在危机中被动地去杠杆化甚至进行深层次结构改革。这无疑对中国的净出口需求造成直接且深远的影响，预计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　　从近十来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消费需求大体是比较稳定的，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拉动往往是在5个百分点的水平上下窄幅波动。从理论解释上来看，国内学者提出了“最近的将来”收入、消费习惯等消费决定因素。但总的来看，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与社保、住房、医疗预防性储蓄动机甚至是文化传统等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有关，似乎都是短期内难以发生大幅变化的经济变量。因此，从中短期来看，我们也不能期待消费能在拉动内需过程中发挥“超常”作用。　　刺激投资需求是经济下滑时常用的策略，但应意识到其使用并不是无条件的。它需要稳定融资来支持，行业投向必须合理并且是具有经济效率的，此外过度投资也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攀升及金融风险。从房地产投资来看，作为改善民生的一部分，近年来政府动用各种手段来遏制房价的较快上涨。可以预见除非经济遇到急剧下行风险，否则房地产投资的作用难以显著增强。从制造业投资来看，其大规模扩张往往与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外需强弱等相关，如没有新经济增长点，也很难期待其能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从基础设施投资来看，城镇化确实给基础设施建设留下了较大空间，但钱从何处来是个问题。经过危机冲击以及大规模投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累积，银行资本金坏账风险增加，未来银行放贷还受更多监管约束。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劳动力等要素供给趋紧，加上后危机期间通胀预期不稳等，都使物价对总需求的变化更为敏感，总供给曲线更为陡峭。如果直接将中国CPI 同比与产出同比做简单的线性回归，可以看到，2008 年后，通胀对产出的反应更加灵敏，也就是说，同等程度的产出扩张会带来更大的通胀压力。　　破解困局：力图从总供给寻求突破　　如果总需求扩张遇到现实制约，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我们认为，在优化总需求管理的同时，力图从总供给寻求突破是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困局的必然选择。　　传统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是通过调节产品或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推动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以达到更高的均衡产出点，而物价也相对上涨。事实上，从总需求-总供给框架下寻求推进均衡产出的方法不仅可以从移动总需求曲线入手，还可以考虑移动总供给曲线。移动总供给曲线不仅可以提高均衡产出还可以降低物价水平，因此移动总供给曲线后的均衡点E2比仅移动总需求曲线后的均衡点E1效果更为合意(如图).　　但一般认为，短期内总供给需求右移可能只是理论“想象”。我们认为，总供给曲线中短期内右移仍是可能的：从生产函数角度看，从研发到转化成实际成果时间越来越短，制度和管理等方面的改变也可能在短期内对生产产生显著影响。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小平南巡后的制度变迁等都在较短时间内对我国总供给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因而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短期改变生产函数已经成为可能。从劳动力市场看，短期政策也可以改变劳动力供给及需求，从而移动甚至改变总供给曲线。　　找寻中国供给面的突破点　　首先是推进户籍改革及社会保障，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可能正处于刘易斯拐点这一特殊阶段。我国人口“红利”看似已接近用净，但考虑到城镇化进程的不充分，劳动力供给水平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0%的水平，但本地常住总人口中拥有非农业户口的人数比率仍仅有29%。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但又不能获得当地户口，这为更多农业人口进入城市设置了的障碍。因此，应尽快推进户籍改革，不断提高农民工进城待遇，切实解决其医疗、社保等问题，为增加劳动力供给夯实基础，从而缓解刘易斯拐点到来时的冲击。　　其次是实施减税以及税制改革，增强微观主体供给能力。在供给学派看来，减税对于提升总供给是至关重要的。从总供给-总需求框架看，它可以同时右移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提升总劳动力水平。我国目前财政赤字占GDP在2%以内，远低于美、欧、日等发达地区，也低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因而有能力承受适度减税带来的赤字增加。另外，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革可以为减税提供制度保障。1994年到现在的十多年里，地方税体系迟迟不能成型，没有像样的大宗稳定的税源，又不能够规范地展开阳光融资，造成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一致，最终造成地方减税动力不足。此外，中央税收收入可考虑适当向地方的倾斜，以解决地方减税后的资金短缺问题。　　其三是改善资本融资方式，降低资金要素的供给成本。尽管近几年直接融资比重上升较快，但总体来看仍偏低，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实证表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率的提高对经济有着积极的作用。在资本总量短期难以大幅改变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能够发挥市场机制优势，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增强资本在生产函数中的影响，推动总供给曲线右移。近期可以采取进一步推动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场外债券市场的发展、继续加大银行间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发展和产品创新力度、积极研究资产支持票据等创新产品等措施，全方面发展直接融资，提升资金供给能力。　　其四是破除垄断及推进国企改革，激发制度对供给的提升效力。在微观层面让部分企业取得超额利润的垄断，在宏观层面则损害了经济整体增长。国有经济要大幅退出经营性领域，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扩大相关产品供给以创造相应需求，逐步提升宏观生产函数水平。破除垄断只是恢复企业竞争机制的第一步，关键仍需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除少数需要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应对绝大部分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大企业集团实行真正的“股份制改造”，实现股权多元化，使它们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效治理的现代公司。　　最后是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小平先生的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在官方文件中首次直接将科技纳入生产函数。目前我国外需导向型的经济起飞已到由复制到创新的第二阶段，技术进步的重点应当放在现有产业的提升上。国际证据表明，产业政策的运用是西方发达国家早期成功完成结构转型的主要因素。但应合理划分政府管理经济的边界，政府不能对所有事情包揽包办。目前我国很多问题的根源确实在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最终仍需要依靠市场力量引导企业去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　　为了实现更加合意的经济均衡，避免走过度依赖投货币、上项目的老路，现阶段我国应特别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力量：一方面，应继续坚持逆周期的总需求调控，但在后金融危机期间要格外注重追求投资效率、把握刺激力度，充分考虑物价对总需求扩张的敏感程度；另一方面，应试图寻求破解困局的突破点，时不我待，全方位推进总供给调整进程。总之，总需求、总供给两方面不可偏废，应加强相互协调，使之相得益彰，共同促成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困局的破解，迈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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