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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1-20 09:04:02 阅读: 来源:PC厂家

美联储“快速退出”是重磅炸弹 或搅乱全球市场

危机爆发后的六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金融过度”(financialexcess)现象的再次发生:金融市场与经济基本面相背离,表现为价格上升、利差收窄、波动性处于历史低水平。前所未见的是,这一现象同时出现在广泛的资产类别和不同的国家。

然而,众多事件都可能引发风险偏好逆转。其中,美联储收紧宽松政策无疑是颗重磅炸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下称“报告”)指出,美联储政策一旦出现突变,市场将遭遇剧烈震荡,此时全球债券和信贷市场将沦为最大的“牺牲品”。无独有偶,此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MyronScholes)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警告称,市场波动性或将再掀波澜。“永远记得,老虎不是被你驯服了,只是暂时入眠,一旦受到惊动必将反咬你一口。”

溢出效应或袭新兴市场

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升温已导致市场和流动性风险增加,并让信贷市场变得更为敏感,这可能使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过程变得不确定,或将削弱金融体系支持经济复苏的能力。

新兴市场此次能否“全身而退”?报告指出,新兴市场目前吸收的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证券投资的比例快速扩大,从2002年的7%飙升至2012年的20%,这种更强的联系所带来的后果是,资产价格变化和波动的同步性增强。报告称,低融资成本使金融风险在新兴市经济体中愈演愈烈,2014年上半年的债券发行量已同比上升23%。然而,中国、巴西、印度、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的偿债能力已有所下降。

眼下潜在风险之大或许只有用实际数据才能为各方敲响警钟,报告为此分析了市场快速调整的影响:这种调整或使债券市场的期现溢价回到历史基准水平(提高了100个基点),信用风险溢价恢复正常(信用风险定价调整100个基点)。这种冲击可能使全球债券组合的市场价值下降8%以上,或超过3.8万亿美元。如果短时间内出现如此规模的损失,接踵而至的资产调整和市场动荡可能引发全球市场的严重混乱。

目前市场预期美联储将于2015年中期加息。根据报告预测,若在快速退出(BumpyExit)的情况下,美联储将于2014年第一季度加息,且基准利率将迅速攀升,到2016年第四季度达到4%的水平;在平稳退出(SmoothExit)的情况下,美联储将于2015年7月加息,基准利率将于2017年7月达到2.5%;而在延迟退出(DelayedExit)的情况下,美联储鉴于2016年中期加息,基准利率将于2017年7月达到1.5%。

此前,IMF金融顾问兼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何塞·维纳尔斯(JoséVinals)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表示,不能排除“快速退出”(BumpyExit)的可能。若美国更快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这或将带来一些“意外”,如通胀水平高于预期,或金融稳定风险上升,一些经济金融中的“麻烦热点”(Hotspot)出现,例如影子银行失控将造成系统性风险,届时宏观、微观金融审慎政策将对控制金融稳定风险束手无策,这将迫使美联储加速退出QE。

中国脆弱性加剧

尽管宽松政策在发达经济体大行其道,金融风险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不断累积,2014年上半年新兴市场债券发行量已同比上升23%。尽管杠杆水平并未达到危险程度、低利率有助于加强企业偿债,但报告显示,中国、巴西、印度、土耳其等国的偿债能力仍有所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债务激增,截至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企业债务在GDP的占比高达141%(2008年为100%)。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也侵蚀了企业盈利能力。

IMF世界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费里特(GianMariaMilesi-Ferretti)向本报记者表示:“我们的预期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进入一个逐步放缓的过程,在一段时间内会维持在6.3%左右的增长区间,这是中国经济对自身以及外部因素影响的一个迅速反应,我们预计中国经济在未来5年内同目前的增长率相比还会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

对中国而言,金融条件最终收紧将使调整更为复杂。报告指出,中国的脆弱性不仅缘于债务规模,更在于债务的分布和杠杆率。当前,债务集中在房地产、建筑部门和其他国企之中。此外,资产回报恶化、现金流脆弱影响了众多部门的偿债能力。

报告表明,中国违约风险集中在非银行部门(影子银行)。其中,对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信托贷款高达647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万亿元),占信托总资产的1/3。此外,其他部门企业通过委托贷款投资房地产,并以年均40%的速度扩张。目前委托贷款总量占GDP的16%,其中房地产部门敞口已达20%。

此外,相对于“溢出效应”(spillover),IMF早前还提到了“回溢效应”(spillback),即指先进经济体或遭受来自中国等新兴市场违约或增速放缓的拖累,本次报告也表明了类似担忧。目前中国吸收外资达1.3万亿美元,在三年内翻了三番,其中1/3来自非银行部门。潜在溢出风险或将通过债券市场扩散,截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四个季度中,中国企业国际市场发债规模高达1640亿美元。

报告指出,要可持续地降低企业脆弱性,就需要更为有效的风险定价,这需要逐步减少隐性担保、允许生产率低下的企业违约、将信贷配置导向更具生产力的部门以实现再平衡。

谨防金融过度化

金融过度化或将促使上述一切风险积累,值得各方监管防微杜渐。

报告指出,在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鼓励承担经济风险(住户增加实际支出,企业有更强的投资和招聘意愿),因此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经济支撑作用。然而,长期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也可能鼓励过度承担金融风险(financialrisk-taking),导致更多资金配置到高风险资产,住户和企业更加愿意提高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程度。因此,宽松货币政策面临着上行经济收益与下行金融稳定风险之间的权衡取舍。

报告建议,宏观审慎政策应作为第一道防线,来防范可能威胁稳定的金融过度现象;为了改善货币政策权衡取舍关系,控制金融稳定风险,需要有效部署一套微观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这样做有助于避免经济在时机不成熟时过早收紧。

维纳尔斯指出,对于先进经济体,双边和多边互换额度安排能确保在出现压力时获得外币融资,从而缓解过度波动。对于新兴市场,在资本大量外流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可能需要将重点放在市场有序运作上。为了保持抗冲击能力,新兴市场必须更加重视国内脆弱性,包括一些国家银行计提准备金做法、银行吸收损失的缓冲水平较低。

不过,经济和金融二者本来便可以两全、相互促进,只是切忌本末倒置。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RobertMerton)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的一席话也值得深思:“对于危机后人们将金融与实体经济对立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科技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如果科技没有载体,便无法将其影响广泛铺开。只有通过金融发展,才能将这些科技落到实处,从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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